■科学上的基础研究，标志性的如诺奖成果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“从0到1”的原创性基础研究，是很难“规划”出来的。

■技术上的基础研究，必须有明确的技术需求牵引，泛泛的、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是派不上用场的。

■如果把每个实体创新平台比作一个“桩子”，各级政府部门都热衷于立自己的“桩子”，导致桩子林立，形成过度分散的碎片化创新资源。

■创新资源的碎片化倾向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“人才”，需要依附于一个或多个“桩子”，导致“一女多嫁”，目的是抢资源和切蛋糕。

■从某种意义上讲，“卡脖子”技术是熬出来的，不是简单地用钱砸出来的，更不是群众运动式地突击出来的。

基础研究未来如何布局？如何建设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？哪些是真正的“卡脖子”技术？“揭榜挂帅”该怎么理解？

两会期间，全国政协常委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长刘忠范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专访，就上述问题表达了他的看法。

刘忠范

以下为专访内容：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我们提出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。重大原创成果往往是“板凳坐得十年冷”，或者需要更长时间。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未来的布局？

刘忠范：

首先，要区分科学上的基础研究和技术上的基础研究。

科学上的基础研究，标志性的如诺奖成果，也就是大家所说的“从0到1”的原创性基础研究。其实这种科学发现是很难“规划”出来的，更多的源于科学家们强烈的好奇心，也常常是“无心栽柳”的事情，很难说会在哪儿“冒泡”。

事实上，总有一些非常纯粹的学者，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，心无旁骛地做一些看似毫无用处的科学探索工作。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着人类对自然界和宇宙的认识，会写到教科书里，留在科学史上。

这种纯基础性的研究，该不该重视，又该如何重视呢？

我认为，更重要的是培育创新性的文化环境和文化土壤。有了好的环境和土壤，就会长出好的庄稼，长出参天大树。绝不能急功近利，搞所谓的重点专项和重点攻关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基础研究突破是不可预期的，也无法重点培育。

技术上的基础研究，比方说航空发动机做不好、芯片技术不过关，我们遭遇很多“卡脖子”问题，常常是源于基础研究不过关，研究积累不够。但这种基础研究与自由探索性的基础研究不是一回事。

技术上的基础研究，必须有明确的技术需求牵引，泛泛的、不着边际的基础研究是派不上用场的。技术攻关不能急功近利，不要总想着弯道超车，要从基础研究抓起，这是另一种特定意义的基础研究内涵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现在各类实验室、研究院、创新中心比较多，应该如何建设一个高效的科技创新体系？

刘忠范：

传统的思维惯性和政绩观，加之计划经济的影子，让人们喜欢关注“增量”，热衷于建设新的创新机构，包括基础科学中心、国家技术创新中心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、高精尖创新中心、新型研发机构、科学城、产业园、示范区等，不胜枚举，令人眼花缭乱。

如果把每个实体创新平台比作一个“桩子”，各级政府部门都热衷于立自己的“桩子”，导致桩子林立，形成过度分散的碎片化创新资源。这种倾向需要尽早地引起重视。

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，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，我们已经建立了基本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，这是我们的“存量”。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过程中，要处理好“增量”与“存量”的关系，要明确定位，尽可能减少各自角色定位上的过度重叠。

建设新的创新平台，加大投入力度，毫无疑问是大好事。但是，增量须跟存量的改革、重组和提升密切关联，而不是越来越多的花样，让人眼花缭乱，无所适从。

创新资源的碎片化倾向还会导致另一个问题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“人才”，需要依附于一个或多个“桩子”，目的是抢资源和切蛋糕。这种“一女多嫁”的结果是要付出代价的，频繁的竞争性申请、评比检查和文山会海耗费了大量宝贵的精力，而且让每个人变得极为功利，很难静下心来，心无旁骛地做事，造成科技界浮躁的现实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现在许多领域都在提“卡脖子”技术攻关问题。哪些技术是真正的“卡脖子”技术，应该如何攻关？

刘忠范：

“卡脖子”技术是当前的网络热词，也是广大科技工作者们的“心病”，更是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“拦路虎”。

“卡脖子”的是技术，是我们的产业链里面缺的一些东西，本来可以通过全球化的资源配置来解决，你做你的我做我的，角色不同而已。但随着逆全球化、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抬头，某些技术就会被人恶意地“卡脖子”。

“卡脖子”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很多。一是过去的基础研究做的不够，带来了今天的“卡脖子”技术。同理，今天不重视基础研究，也同样会造成将来被“卡脖子”。所以，“卡脖子”技术是过去时，也是现在进行时，更有可能是将来时，绝不能得过且过。

二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的“重商主义”倾向，做买卖的心态，现在有钱赚就好，不愿意在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上投入，不肯在最根本性的问题上下大气力、下狠功夫。

三是缺少“工匠精神”，缺少追求极致、追求完美的耐心，导致我们只能在产业链的中低端徘徊。因此，“卡脖子”技术并非纯粹的技术问题，其中隐藏着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，甚至文化问题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“卡脖子”技术是熬出来的，不是简单地用钱砸出来的，更不是群众运动式地突击出来的。完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，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的“卡脖子”技术，避免产生未来的“卡脖子”技术。

通过企业和市场机制引领去解决“卡脖子”技术，我认为非常重要。

政策上要支持更多的企业去做精做细。“卡脖子”技术都是“一招鲜”，光有它不行，没有它也不行。我们要弘扬和大力支持精工细作、追求极致的企业文化，鼓励更多的企业做“隐形冠军”。

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我们也提出实行重点项目攻关“揭榜挂帅”，谁能干就让谁干。哪些科技攻关可以“揭榜挂帅”？哪些人可以称为“帅才”？

刘忠范：

首先需要强调的是，科学上的基础研究，绝对不需要“揭榜挂帅”，也不需要“领军人才”，因为科学上的发明创造都是个体的脑力劳动，不需要大兵团作战。

因此，“揭榜挂帅”应该属于技术攻关性质的东西，有着明确的技术目标，诸多“卡脖子”技术应该属于这个范畴。可以实行“揭榜挂帅”，谁能干就让谁干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技术攻关是团队行为，绝非一己之力所能为，需要团队齐心协力、久久为功。这个“帅”其实是组织者，可以是科学家、专家，也可以是单纯的强有力的“领导者”，不能简单地把“帅”和专家学者混为一谈。

我们在“揭榜挂帅”问题上，要避免走极端，不能一刀切地做事。